炒股期货配资 科技度量是科技金融的关键抓手

　　近日炒股期货配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快金融强国建设的宏伟目标，部署“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为中国金融业未来发展定下基调、指明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上海考察调研，深入了解上海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等方面的阶段性成果，显示出总书记对科技金融发展的高度重视，科技金融将迎来新一轮重大发展机遇。

　　科技金融涉及从科技到实体经济再到金融的各个领域。全球金融业和金融学有几十个到上百个参数，而全球科技广为认知的参数却寥寥无几。没有对科技的度量，科技对经济、产业、贸易、经常项目、外汇、货币国际化和资本市场的影响将继续停留在文字概念，难以深入到数字层面，继而导致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对科技创新的推动同样停留在文字概念。没有量化工具，科技金融双循环的效果就难以准确把握，各项推动政策更难以有的放矢地制定执行。本文在介绍广为流传的全球创新指数局限性基础上，利用全球公开专利数据、全球服务贸易及股市市值等市场数据，论证了建立我国以至全球科技指标体系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重要性。

科技度量的重要性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承担着为实体经济输送血液的使命；科技是实体经济的骨骼，承担着实体经济所有的重负。骨骼决定高度和站位，决定主体运动的速度、方向、节奏和精度等状态。科技金融则是两者有机结合、双向良性循环的互动模式——科技带动经济、产业、贸易等推动金融发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持科技创新。其涉及面广，且环环相扣。

　　目前我们对“金融血脉”已量化分析得非常深入，形成了多个行业及其子行业的各类指标，但对“科技骨骼”中的分析还基本停留在感性层面，缺少与“金融血脉”相对应的全球性可比指标，已有的全球创新指数（GII）也存在诸多局限性，科技对经贸以至金融主要领域的影响和金融对科技的支持影响同样难以细化到数据量化实证的层面。随着全球科技创新的步伐不断前进和新技术的出现，现有科技度量模式已难以适应科技金融发展的需要。

全球创新指数（GII）的局限性

　　全球创新指数十多年前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两个学术机构联合推出，对当时的全球科技创新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我国很多部门和地方政府至今仍以该指数评估结果作为评价科技创新进展的依据。

　　GII指标包括7个子指标、21个二级子指标和80个三级子指标，看似涵盖面广泛，实际上其评估结果既非各经济体科技总量的衡量标准，更不是各经济体科技发展程度的度量结果，故难以用来进一步分析科技创新对经贸、外汇或股市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评估总结果与其创新集群子结果不仅不一致，而且相互矛盾（如2023年全球前五大科技创新集群没有一个出现在经济体总排名前九位）。表1给出了GII2023年评估总结果排名前40个经济体放入七个子指标评估结果及算数平均值。

　　（数据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3 Innovation in the face of uncertainty”）

　　表1显示，瑞士GII连续十一年排名第一。十多年的创新首位排名对应的创新积累应该在市场上有所显现。然而数据显示，2011—2019年瑞士知识产权净出口年均9.5亿美元，2020年和2021年却从顺差变为逆差（-87.5和-28.3亿美元），2022年仅0.5亿美元顺差，表明连续十多年的创新第一导致知识产权进出口从顺差到可观的逆差，GII排名首位名不副实。另外，瑞典2011—2019年知识产权净出口年均40.7亿美元，但2020—2022年却变成持续逆差，从-9亿美元猛增到了-69.9亿美元，三年年均为逆差且大幅度增长，显示瑞典排名第二也名不副实。以上实证，体现出GII结果与排名前两位的科技创新水平不仅不一致，而且相矛盾。

　　整体上，GII以七个子指标平均值作为排名评估依据，同时也可能对不同的子指标给出了不同的权重。以表1给出的对全球创新影响最大的“人力资本研发”和“知识技术产出”两个子指标为例，两项子指标既不是各经济体人力资本研究和知识技术的总量度量（瑞士和瑞典不可能与排名第三的美国相比），也不可能是两个指标的人均度量结果。假设表1给出的两项子指标度量结果合理，那么根据表1给出的“人力资本研发”和“知识技术产出”排名与总体排名相差更大，两者排名相差超过10位的经济体分别高达19个和24个，显示出GII赋予该两项子指标的权重过低。

全球科技度量探讨

　　GII七个子指标中“知识和技术输出”指标涵盖了各经济体专利数据，却没有直接利用专利数据，而以“专利数与国内产值比例”作为三级子指标，导致专利与产值比例过低而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外，将各经济体专利数直接当作与国内产值等同单位“美元”进行比例计算，忽视了全球各经济体专利数不能直接比较的基本规则，直接导致其创新集群评估结果与总评估结果不一致甚至矛盾。此外，对科技创新反映非常重要的知识产权进出口数据分别在“商业成熟度”和“知识技术产出”的三级子指标中有所体现，但知识产权进出口数据同样未直接进入指标体系，而分别以“知识产权进出口金额与总贸易比例”的形式进入三级子指标，将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大幅度缩减，导致其评估结果出现严重的偏差。

　　笔者和谭梓杨利用中国、日本、韩国、欧洲和美国五大专利局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发布的数据，包括各局和五大专利局外全球同族专利数据、世贸组织公布各地相应的知识产权进出口使用费数据（服务贸易的一个子项）等，定义并度量了主要货币发行体科技自主度和科技国际化，进而获得主要货币发行体科技国际化和货币国际化相互影响的实证结果。笔者利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全球各经济体相互授权的专利数据和知识产权进出口数据，求解国际专利和知识产权进出口使用费的相关八元一次方程，得出了前八大货币发行体平均每个国际专利产生的“知识产权出口”结果，从而解决了各经济体国际专利不可比问题，进而获得了全球主要货币发行体科技发展指标、国际化指标和自主度指标的度量结果。

全球科技度量的突破

　　由于近年来全球知识产权进出口使用费总额仅接近一万亿美元，规模相对较小，有些专家认为其对全球科技总体代表性不够，对仅用知识产权进出口使用费数据计算出的各经济体专利的度量方法提出了质疑。

　　半年多来，笔者除了利用全球外汇交易数据（货币国际化的度量依据）进行分析，同时也对近年来规模超过十万亿美元的全球国际可识别储备货币和超过一百万亿美元的全球股市市值（与近年来全球总产值相当）影响的实证结果进行论证，对专家的质疑找到了较为满意的答案。笔者利用世界交易所联盟公布的全球主要股市年终市值和主要货币发行体高、中、低技术评估结果，计算出主要货币发行体高、中、低技术对本国股市市值的影响及对本国外全球股市市值的影响，进而计算出主要经济体高、中、低技术对全球股市的影响，如2013—2022年美国高、中、低技术及总技术对美国股市市值的影响年均分别为29.8万亿、3.11万亿、0.10万亿和33.02万亿美元；中国高、中、低技术及总技术对中国股市市值的影响年均分别为8.3万亿、1.6万亿、0.1万亿和10.0万亿美元，中国总技术对国内外股市影响力仅低于美国、欧元区和日本排名全球第四位，显示出当前我国技术对全球股市市值影响力较大的事实。

　　利用同样的方法，可以计算出主要货币发行体高、中、低技术对本地外全球股市的影响力，加上对本地股市市值的影响即可获得货币发行体科技对全球股市的影响力，得到科技对股市的带动作用。将各货币发行体高、中、低技术对全球影响相加即可获得全球科技对全球股市市值的总影响，各货币发行体技术对全球股市影响在全球科技对全球股市的影响中的占比即为各货币发行体科技国际化度量结果，表2给出了2008—2022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高、中、低科技对全球股市市值影响的结果。

（数据来源：利用世界交易所联盟公布的全球股市年底市值计算得出）

　　近年来，全球股市市值超过一百万亿美元，对全球科技的反映应该较为充分，因此表2给出的主要货币发行体科技国际化度量结果，实际上反映出了基于股市这个全球大市场给出的各货币发行体的科技变化程度。值得关注的是，表2给出的主要货币发行体科技国际化度量结果与仅考虑知识产权进出口使用费给出的匡算结果（年均变化小于3%）可相互印证，显示出本文介绍的科技估量方法的合理性。

　　在没有科技度量指标时，我国借用已有指标来考核、评估国内的科技创新进展，是因势制导的无奈选择。全球创新指数（GII）指标体系看似全面，其实是将科技创新最重要的“专利数据”和“知识产权进出口数据”分别与国内产值和总贸易比例化，从而淡化了该两类原始数据的重要性，未能发挥其对科技创新度量应有的决定性作用。全球创新指数无法反映各经济体科技总量及日均科技的度量及变化，故不能用来研究科技对经济贸易和金融的影响，其局限性仅通过修正和优化也难以达到科技金融发展的需求。在认识到诸多局限性甚至严重问题后，如继续沿用全球创新指数，将对我国科技创新进展及全球比较产生极大的误判和误导。因此，我们必要另辟蹊径找到度量方法，以便达到评估科技与金融相互影响的目的。

　　上文介绍的用全球公开可比的全球专利数据和全球公开可比的服务贸易、外汇和股市等市场数据对全球科技进行可比度量的方法论，可为科学跟踪、监测和分析我国全国和各地创新进展提供依据，亦可为推动科技金融的各项政策提供依据，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我们探寻科技度量指标期望。发布并推广这个基于全球公开可比数据和严格的数据方法研制出的全球科技指标体系，也有助于提高我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话语权，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引领与影响国际科技创新。（作者系上海市政府参事炒股期货配资，本文由张荟整理）